英烈双兄弟    青年共楷模

 ——记周传鼎、周传业烈士

在皖北“颍州古邑”阜阳，人们经常传颂着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兄弟双烈”：兄长周传鼎、弟弟周传业。兄弟俩同时入私塾、小学、中学读书，同时去南京、上海求学，同时入团，同时在上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又一起在阜阳从事党的工作。1930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兄弟2人同时陷入敌人魔掌，又同时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封建统治的叛逆者

位于阜阳城中大街大隅首附近，一所座北朝南古老建筑的院落里，就是周传鼎、周传业诞生的地方。兄长周传鼎，字延祚，笔名觉、鼎，1905年生。弟弟周传业，字励久，笔名寒沙、效我，1907年生。周氏兄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的旧式封建家庭。祖父早殁，祖母执掌家政甚严。父亲周鹤宾，字雁臣，清末拔贡，20年代，曾一度任阜阳县财政局局长，辞职后，立志不恭仕途，常给大户人家“点主”，以人品忠厚老诚、文笔流畅著称于阜阳城乡。母亲徐续曾，幼时读书聪颖过人、能诗会文、思想较新，生育8个子女，周传鼎排行老二，周传业排行老三。为了教育子女学习，周母经常给孩子讲《三国志》《聊斋志异》中的有益故事，还讲一些侠客为民除害、刺杀贪官污吏和“岳母刺字”“孟母择居”等故事。周氏兄弟每听到母亲的教诲总是兴奋不已，幼小的心灵里萌发出正义的火种，以期将来长大成人，做一个“为民除害、打富济贫”的江湖义士。

周传鼎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但为人忠厚，心地光明磊落。他极力反对祖母用封建礼教的忠孝节义对子女的束缚，曾一度不进祖母的卧室，以示抗议。周传业性情开朗活泼，好说好讲，但学习认真踏实，质疑好问，家中称之为“猴二娘”。1912年，周氏兄弟同在家庭私塾读书。1915年就读于省立阜阳第三师范附小，后入省立阜阳第六中学。在校读书期间，正值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时期，袁世凯为了实现其“洪宪”皇帝的美梦，派代表和日本驻华公使在北京秘密签订出卖中国的“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顿时，全国人民大哗，青年学生义愤填膺，在各大中城市纷纷举行抗议活动，集会游行，强烈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1916年，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各地军阀割据，混战不已，人民群众受尽兵灾战祸、苛捐杂税之苦。北洋政府首脑象走马灯似的互相角逐。周氏兄弟面对列强的侵略，政府的黑暗腐败，军阀连年混战，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全国人民在饥寒交迫中挣扎，忧心忡忡，愤懑不已，决心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下振兴中华之志。

青年运动的楷模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这场波澜壮阔席卷全国的革命群众运动，使周传鼎、周传业的思想又一次得到很大的启示，也是他们思想转折的开端。兄弟俩经常参加集会，贴标语、散传单，参加游行示威。阜阳当局的黑暗，封建家庭的冷酷，闭塞的文化教育，迫使周氏兄弟急切地到外地学习新的知识。1920年，周传鼎、周传业同赴南京求学，周传鼎就读于南京钟英中学，周传业就读于东南大学附中。在南京，周氏兄弟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等著作，寻求拯救中华民族的真理。课余时间，他们经常参加集会和爱国进步活动。在二七惨案后的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和反对曹辊贿选大总统的斗争中，他俩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写文章、写标语，参加集会游行。这时的周氏兄弟已不是幼稚的青年，而是学生运动的领头人。

1924年春，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揭露阜阳地方官府绅士的黑暗统治，周氏兄弟在自己寓所创办《新阜阳》杂志，号召广大青年走向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同年夏，周氏兄弟急切地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上海求学，周传鼎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周传业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校期间，经郭铸九介绍，周传鼎、周传业同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它积极推行孙中山的革命三大政策，高举国民革命的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割据。我党有不少的党员在上海大学任教。周传业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经常接触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施存统等我党、团的一些领导人，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宣言》《辩证法》《唯物论》《通俗资本论》等马列著作，思想焕然一新。由于周传业学习积极，工作认真，斗争坚决，组织上分配他担任党小组长。

1925年，周传业被党组织派往上海胶州路沪西小沙渡日本纱厂，开展工人俱乐部和工人夜校工作。他参与该厂的“二月罢工”斗争。5月15日，周传业和小沙渡日本纱厂工人代表顾正红等，向日本资方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延长的工作时间，遭到日方蛮横拒绝，顾正红满腔怒火，向日方展开说理斗争，竟然惨遭日本资方的枪击，并连刺数刀，顾正红当场倒在血泊里，奄奄一息。周传业立即组织人员把顾正红送到医院进行抢救，顾正红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之后，周传业日夜奔走呼救，到工厂、郊区控诉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工人的滔天罪行。

5月30日，上海市各界人民激于义愤，进行了空前的游行示威活动，周传鼎、周传业参加游行队伍。行至南京路大新街口时，和英国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竟然开枪射击游行示威的学生，制造了震撼中外的五卅惨案。在冲突中，周传业被捕，因捕人过多，看守不严，他当天就逃离了巡捕房。5月31日和6月1日，周传业、周传鼎继续参加游行，目睹帝国主义肆意逮捕杀害无辜学生、工人，心中充满了愤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高潮。北京、南京、汉口、广州、天津、重庆等城镇的民众群起响应，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并得到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援。

《阜阳青年》的创始者

1925年8月暑假，周氏兄弟回到阜阳，立即和当地党员张子珍取得联系，在阜阳中大街以开设“淮颍书局”为掩护，成立了阜阳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阜阳党小组，张子珍任组长，周传业、周传鼎为成员。“淮颍书局”通过张子珍的关系，和上海商务印书馆接上关系，经常出售鲁迅、郭沫若著作及进步书刊。暑假结束后，周氏兄弟仍回上海读书，但一直保持着和阜阳党小组的联系。

1925年冬，周传鼎赴天津和王孝起之女王淑懿结婚。婚后，王孝起怕周传鼎回沪遭受风险，将他困留天津。上海同学多次去信催促回沪，但信函一直被王孝起扣压。周传鼎为获自由，曾采取吵闹和绝食等多种形式的抗争，终于在1926年夏，携家眷经阜阳返回上海，重新投入革命斗争的行列。

1926年春，周传业、吕鼎才、李象贤、董橙君4名共产党员，在恽代英的领导下成立“四维社”。“四维社”的寓意，一是他们取管子《牧民篇》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二是由他们4名青年发起组织的。他们以“四维社”名义，在上海持志大学创办了《阜阳青年》半月刊。4月15日出版了第一期《阜阳青年》，无情地揭露了执政当局腐败无能和黑暗统治，号召青年学生投入斗争的洪流。《阜阳青年》在《出版宣言》中直言不讳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办刊宗旨：“是研究和讨论怎样使恶绅土棍敛迹，怎样使无知小民觉悟，怎样使正直君子过问政治，怎样使教育当局改变其向来恶习，怎样使麻木不仁的青年奋发有……。”恽代英在第一期以“四维社”的名义，写了《祝词》，要求阜阳的青年“纳桑梓于绳规，返阜民于朝阳，本礼义以为经，洁廉耻以为纲”。并祝愿《阜阳青年》“与天不老，与国无疆”。

五卅惨案一周年之际，周传业以寒沙的笔名，写了《五卅运动后国民应有之新觉悟》的专论，指出了运动的积极影响和深远意义，阐明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中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号召人们从血的教训中总结经导验教训，“要使人们努力研究这次运动的失败原因，想出改进的方法”。他在专论中写道:“去年的前天，是什么日子，不是帝国主义向我们作最严酷最残忍的进攻的日子吗？帝国主义者给我们的‘纪念’资料，真令我们没齿不忘，直到今天，顾正红和大马路死难的烈士的冤还没有雪，外国工厂里的工人仍然受虐待。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和帝国主义者作第二次的血搏!”周传业同志高瞻远瞩，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他认为，帝国主义者所以欺压我们，也是视国人之态度。这次运动的经验使我们知道帝国主义者态度也是视我们民气而转移，我们若能团结一致，强硬到底，他们也陷于孤立，不得不屈服了。我们若是自起纠纷，对外的勇气也无暇顾及而消沉下去，他们马上改变态度，掉转脸来压迫我们。至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因为利害相关，“常常狼狈为奸，一鼻孔出气，帝国主义者供给军阀以军火，军阀替帝国主义效劳竭力压迫民众，使激昂的民气渐渐消沉下去。”五卅惨案发生后，各地响应，全国沸腾，民众之愤慨，可谓达到极点，对帝国主义是一次有力地沉重打击。可是“自从奉军到了上海，无故宣布戒严，封闭总工会，强迫工人上工，禁止游行示威，取缔集会结社，他若张宗昌枪毙新闻记者于山东，李景林屠杀工人学生于天津，高压手段令人发指，各种恶迹，不外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耳。”“所谓救国救民的口号不过为他们自己升官发财，甚至想做‘皇帝梦’的口头禅罢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周传业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阐明了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正确的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五卅惨案中的地位，指出了工人阶级应为革命的领导阶级。他在文章中写道:“这次运动中，自告奋勇的而且牺牲最大的要算工人、学生”、“列强从不平等条约中所得到的权利，得到许多大规模的工厂于中国各大都会，实行经济侵略。首当其冲的便是各工厂的工人，他们权利的剥夺达到极点，肉体上的惩罚无以复加，‘洋大人’的尊严，算是尽情领教过了，外国人打死他们的工友……学生、市民为援助他们的工友而牺牲。”因此，“工人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最甚，最富有革命性，可以作为一切革命的中心，一切革命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即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安协的一面，对于这个问题，周传业明确地写道:“小商人、小资本家--中产阶级，在这次运动中也表现得十分努力……因此他们的利益也是受帝国主义的支配。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中国有数十年的历史，经济力量也足以左右全国，他们这些中产阶级，些许之力，哪能和它竞争?所以帝国主义的势力是他们发展的大障碍。因此他们对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当然十分赞同，可是他们又有畏难苛安的恶习，必须有坚决精神的工人团体作他们的领导，然后才能表现出他们的革命性来。”周传业最后写到:“凡是与帝国主义有利的最接近的便是最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受帝国主义压迫最狠的便是最革命的。假使有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分子夹在我们的战线里，不但不能增加我们的实力，反足破坏我们的革命努力的统一……所以，我们要排斥一切不革命的分子，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众，造成巩固的战线。”

1926年2月13日，阜阳女子小学已婚的张学杰女生，突然在学校流产，大有满城风雨、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为此校长辞职，宣布停课，无法周旋，只得由县长出面，以致造成“女小风潮”。许多学生写信给《阜阳青年》编辑部，对此，周传业以寒沙的笔名写了关于女小风波的评论《什么是耻辱》。周传业在文章中严肃地批判了旧礼教、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这件事情用旧礼教眼光来观察，除非认为既嫁的女子不应该求学，也毫无耻辱可言，用新道德的眼光来观察，更是不成问题。”“我们常说，我们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哪知道有比我们更苦的二万万女同胞辗转呻吟于三重压迫下，他们除受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以外，还受男同胞的压迫，我们闭目一想，这种生活是何等受痛苦。”

1926年的阜阳县财政局，为掩盖其贪污黑幕而不公开帐目，周传鼎以鼎的笔名写了《先决问题》，发表于1926年6月15日《阜阳青年》第五期上，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阜阳金钱机关，就是那黑幕重重的财政局，查财政局的主意，并不是县知事的帐房，也并不是一般饿鬼的粥厂，乃是我们全县人民公共的储金机关”，既然如此，就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实行帐目公开。怎样进行监督，周传鼎在文中尖锐地提出：一要清理以前的帐目，发现问题，提出公诉，要点滴入公。二要采取考试的方法、另组织新的财政局。“县知事不能随意开条子支取，一二恶绅更不能随意挪用、随便借住财政局，随便在财政局里吸鸦片、打麻将叫花酒”。财政局整顿好了，办教育、办农林、办工厂及其各项事业皆可迎刃而解。

阜阳党组织的奠基人

1926年6月，为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周传业在上海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组织街头演讲，又一次被巡捕拘捕，后被引渡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在狱中多次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白衫衣，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后经组织党利用皖南镇守使王慈生和上海安徽同乡会会长李清宇等多方关系，营救出狱。10月23日，参加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时，周传业第三次被捕，后经多方营救，获得释放。

当时家中还不了解周氏兄弟从事革命工作的详细情形，认为他们年幼无知，莽撞闹事，招惹事非，如此下去，难免再发生危险。所以，以祖母病危为借口，于是年冬将周氏兄弟召回阜阳，阻止其再去上海求学，软禁在家中。

周氏兄弟回到阜阳，虽被家庭看管甚严，但管不住他俩革命的决心。他俩一方面继续和上海党组织联系，一方面设法在阜阳开辟新的战斗阵地。1926年12月，他们联络了李光宇、吕浩汝、董橙君、张蕴华、乔锦卿等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阜阳临时支部，直属中共上海区执委(亦称江浙区委)领导。党支部由周传业、吕浩汝负责，机关设在周传业寓所，下设行流、插花、城关3个党小组。支部成立以后，周氏兄弟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城乡开展农运、工运工作，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到1927年夏，支部党员已发展到30多人。1927年初，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好，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国民党，形成了以进步力量为主干的国民党左派。周氏兄弟，当时既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同年2月，在安庆召开了国民党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周传鼎代表阜阳县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形成了安徽省第一次国共合作。同年春，北伐军先遣部队抵达正阳关，阜阳党支部决定派张蕴华和其他各界代表5人为代表团，前往正阳关欢迎和慰问北伐军。北伐军到达阜阳后，部队政工人员中的党员和阜阳党支部取得联系，共同领导阜阳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肃清了倪氏军阀家族及其残余势力在阜阳16年的黑暗统治，在阜阳形成了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新局面。4月，中国国民党阜阳临时县党部成立，党支部派周传业、周传鼎等5人为县党部委员，周传业兼宣传部长。周氏兄弟利用合法身份，进行公开活动，召开民众会，到处演讲，宣传革命主张，宣传北伐战争胜利消息，支援北伐战争，建立了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一时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热火朝天。

参加皖北阜阳四九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正式与蒋介石合流，公开背叛孙中山的政策和纲领，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不久，阜阳也相继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解散了临时县党部。周氏兄弟及其他党员转入地下，在农村开展工作。此时，阜阳党组织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于是，周传业和党内一些同志分头去安庆、武汉和上海党组织接头，结果在安庆通过刘玉西和中共安徽省临委接上关系。根据省临委的指示，周传业等立即返阜，组织党支部同志，分别到插花庙、行流集、长官店、洄溜集、北苗集等地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此时，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路军杨虎城部队从商丘和直鲁联军作战后进驻太和，联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高桂滋部，合力击溃了阜阳驻军奉系军阀秦庆麟师，高桂滋部遂移驻阜阳。这两支部队有我党派去的曾鲁、胡伦、魏野畴、南汉宸、刘贯一、陈云樵、吴岱峰、王世英等一大批党员。杨军内部成立了党的特委，高军内部成立有党的特支。周传业同驻阜阳的国民革命军高桂滋军中的党组织接上关系，恢复了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

1928年初，蒋介石派人到第十军“清党”，十军政治部主任、党的特委书记魏野畴等大批共产党员及十九军暴露身份的党员，立即转入地下，并于同年2月成立了中共皖北特委，魏野畴同志为书记。2月下旬，魏野畴率领部分党员到阜阳，立即与阜阳党支部取得联系。在皖北特委的帮助下，在阜阳党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阜阳县临时县委。周传鼎、周传业为县委委员。县委根据党的指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要求党的负责同志到农村，发动农民组建农民协会，开展土地革命。周氏兄弟到阜阳西北乡行流集一带负责农运工作，领导农民开展抗租、抗税、抗捐的“三抗”斗争。行流一带多是周家佃户，为解除农民顾虑，周氏兄弟主动将祖母在邱庄蔡营的粮仓打开，将粮食分给周围农民，周氏兄弟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的义举，被群众传为佳话，从而取得了农民的信任，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很快组织了近万人的农民协会。

1928年3月，皖北特委报告中央，决定以十军军校和十九军教导队为骨干，配合工农举行起义。起义前，特委书记魏野畴在阜阳城内多次召开会议，周密计划部署任务。周氏兄弟亦参加了会议，并负责组织城内工人店员策应起义。4月9日，爆发了震撼皖北的阜阳四九起义，由于叛徒告密，大雨滂沱，信号失灵，加之敌众我寡，阜阳城未能攻下。在周氏兄弟开展农运的地方，行流区王官集军民联合举行了2万多人的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皖北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了300多人的皖北工农红军。一时间，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斗争轰轰烈烈，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奔走相告，群情激昂。

在逆境中斗争

四九起义失败后，中共阜阳临时县委遭到破坏，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阜阳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皖北工农红军总指挥昌绍先、副总指挥杜聿德，阜阳县委书记乔锦卿等80多位同志在起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革命转折的关头，周氏兄弟从先烈们的血泊中英勇地站起来，不仅没有气馁，相反，革命的信心更加坚定，决心踏着烈士们的血迹继续前进。他俩隐居阜阳城内，暗地里继续联络同志。两个月后，又重新建立了中共阜阳城关临时区委，周传业任书记，并举办了“青年读书会”、“两淮织布厂”，以此为阵地，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购买书刊所需经费，均由周氏兄弟出资负担。仅现从周氏兄弟家中收集革命遗物时，就发现两份订书单中就有《社会主义史》《新经济学》《资本论浅谈》《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国家观》《革命文学论》《东方》《新女性》等革命书籍和进步刊物达25种。他俩所学的《世界论》至今还存有很多卡片。周传鼎学习的《近世史》读后还加了许多眉批。

1928年10月，聂鹤亭参加广州起义后，绕道香港到芜湖找到省临委，省临委介绍到皖北工作。聂鹤亭通过周传业妹妹周传莹上学读书的机会传递书信，接上关系，在周传业卧室和周氏兄弟见面，以后经常开会研究如何和上级党接上关系。这时，国民第二军岳维峻部驻防阜阳，岳部中有我党组织同志，由聂鹤亭、张耀先出面，找到原黄埔军校同学、岳部排长周俊明(党员)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是年冬，恢复了中共阜阳临时县委，周传业任书记，聂鹤亭、张耀先、李香亭(花白)、周传鼎、刘宠光等为委员，然后分头到乡下去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恢复北乡区委、城区支部、东南乡支部、西南乡支部、东北乡支部和太和支部，有党员53人。1929年初，共青团阜阳区委也相继成立起来，周传业兼任书记。团区委下辖北乡支部、二中支部、县立高等小学支部、师范传习所支部。从此，阜阳党团组织又恢复了正常活动。

为了理想英勇献身

1929年春，乌云笼罩着淮北广袤原野，这是我党工作最艰苦、最严峻的时刻，活动在敌人眼皮底下，随时随地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少数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同志在敌人的屠刀下退却了，有的远遁他乡，或经商、或务工、或到外地求学。而周氏兄弟根据多年革命实践，更加沉着坚定，以革命为己任，矢志报国，坚定不移地从事革命活动，不断召开党的会议，宣传党的主张。他俩以家庭兄妹为主，成立两个读书会：一是县中读书会，由其堂弟周传书、周传钧、周传模3人和孙从佛、张立国、李行健等组成；一是家庭读书会，由其妹妹周传真、周传莹、周传勤等组成。主要读一些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叶圣陶等人的作品。每逢交谈读书心得时，周氏兄弟总是循循善诱，启迪他们认识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压迫，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等等，以启发他们的觉悟。

1929年2、3月间，组织上考虑周传业身负重任，在阜阳目标太大，不易开展党的工作，决定调他去太和工作，公开身份是太和乡村师范学校教员，他和党员王乐民经常和周传鼎等通信联系，计划两县联合行动。5月间一次通信时被敌人发觉。5月12日凌晨，周传业、周传鼎在太和、阜阳两地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委员李香亭(花白)以及刘学勤、王乐民、袁新民等同志。在狱中，敌人严刑拷打，周传业、周传鼎等6同志始终坚贞不屈。6月，国民党阜阳县政府以“要案”将周氏兄弟等6人，押送到安庆省军法会审处审讯。军法会审处对此“要案”如获至宝，梦想从中获悉一些共产党的机密。敌人采用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卑鄙伎俩，时而哄骗利诱，时而惨施毒刑。周氏兄弟等6人受尽了残酷的折磨和非人的遭遇，但始终坚贞不屈，坚守党的机密。最后，敌人只好将周传业、周传鼎押在饮马塘监狱处。在狱中，周氏兄弟机警地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参与了狱中的组织活动，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和世界语，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1930年4月9日，周传业、周传鼎为恐父母悬念，写家信安慰父母说：“……此中甚为安适，同外间不远，今大局如麻，土匪遍野，家居亦不免有生命财产之危……”周氏兄弟虽身陷囹圄，但心怀国事，忧愤之情，跃然纸上。董橙君通过关系，前往探监，见周氏兄弟镣铐加身血迹斑斑，不觉怆然泪下。而周氏兄弟面无惧色，泰然自若地笑着说：“闹革命总要有牺牲的，为人民利益而死，是死得其所的，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望转告同志们，鼓起勇气，继续前进，共产主义终归会取得胜利！”

周传鼎、周传业在狱中，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坚持团结大多数，不断地抓住有利时机，同敌人进行斗争。反动的监狱当局，对所关押的犯人非常苛刻，动辄拳打脚踢，戴大镣，还在饭里掺砂子，克扣每人每天仅有的8分钱的生活费。为此，周氏兄弟和狱中党组织一起，多次进行绝食斗争。1930年秋，有一次，“犯人”对饭中有砂子表示不满，又遭到看守的打骂。周氏兄弟和李花白等6人据理还击，打伤了2名狱警。周传鼎、周传业和狱中党支部据此决定一致绝食。同时向监狱提出3个条件：要求监狱在每间牢房准许购买所需书刊，以便于学习；要求受刑的犯人放回牢房，不准加刑；要求撒换监狱长柯小敬。时值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剿共失败”，为弹压这次绝食斗争，便以“暴动劫狱”为名，于1930年10月9日,将周传业、周传鼎、李花白、王乐民、刘学勤、袁新民等12人押赴安庆北门外杀害。在赴刑场途中，沿途群众所见，“兄弟俩人，携手高唱而行，众亦相和”，临刑前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新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时周传鼎年仅25岁，周传业23岁。

周传鼎、周传业等革命烈士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牺牲，更坚定了狱中同志的绝食斗争，国民党当局全部答应了3点要求，即刻撤换了惨无人道的监狱长柯小敬，生活费增加到每人每天1角2分。

魂归故里浩气长存

周氏兄弟为党壮烈牺牲后，律师李连壁派人寻找尸体，在安庆北约5里的荒山上寻得周传业、周传鼎遗体，当即安排拍照后由安庆运回阜阳，葬于阜阳城西椿树庄。装殓前拍了两幅遗容留念。这两幅珍贵的照片被周传鼎夫人王淑懿历尽千辛万苦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建国后，党和人民为了纪念1928年的四九起义，在皖北苏维埃政府诞生的地方——王官集建立了四九起义纪念馆。阜阳烈士馆把周氏兄弟的照片、书信、手迹等烈士遗物集中陈列。1953年，阜阳县政府将周氏兄弟的遗骨迁葬在阜阳县九里沟烈土陵园。1983年，又将周传鼎及其夫人王淑懿的遗骨、周传业及其夫人吕世兰的遗骨进行合葬。阜阳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以及周家后代30多人隆重举行安葬仪式。1987年4月9日，时值四九起义59周年之际，阜阳县委指示在烈士馆门前广场上塑造一座四九起义英烈群雕，省、地、县负责同志及数百群众，举行隆重的揭幕典礼。2015年9月30日，阜阳市人民政府在和平广场烈士陵园为周传鼎、周传业兄弟俩重新修建烈士墓碑。周传鼎、周传业兄弟二人的革命理想、英勇精神、浩然正气将永远留在颍州大地上。

（通讯员：车峰，李保民撰文、李万军整理）

周传鼎烈士像

周传业烈士像

周传鼎烈士墓

周传业烈士墓